甄灵


我不懂画,但是很荣幸认识几位书画家。而且更荣幸的是,他们每一位都极具才华,极具性格,极具真情。


我认识徐善老师时间不长,来往的次数也不是非常多,但是每一次交谈,都感到周围空气中洋溢着他的率真和豁达。


对于绘画的目的,徐善说:“我觉得绘画应该去追求自感和感人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首先有感动,有激情,有表达。”


对于艺术的天分,徐善说:“有的人画到很老很老,还是不行;有的很年轻,就很行很行。这样的例子中国很多,外国也很多。”


对于外国文化资本,徐善说:“他可以用金钱,让很多年轻人在并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走到他的那一边。”对于鉴定家,徐善说:“最重要的一条叫无欲则刚。


我不需要去看别人眼色,也不需要去为所谓的经济利益,去说没有良心的话。”


对于艺术家的追求,徐善说:“我们进入了中国绘画、中国艺术最好的年代。最广大老百姓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应该去追求的东西。”


转述难免会有偏差,经徐善老师允许,把谈话忠实记录下来,和您一起分享。



甄灵:一般印象里,人们往往希望通过追寻一位艺术家学艺的足迹,找到些与众不同的故事,特别是坎坷和苦难,意外和传奇,或者作为谈资,或者作为后生学习的榜样教材。您如何忆想当年呢?


徐善:其实我画画比较早,从小也就是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幸认识江苏省国画院的很多前辈,特别是魏紫熙先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比较系统地学习绘画。


魏紫熙先生比较系统地按照传统的中国画师徒制的方法,指点我走进了中国画的大门。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一直跟着这位魏紫熙先生四十年,一直到老爷子去世。尽管当中有很多波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故事讲起来不堪回首。


其中典型的一段经历就是在“文革”当中,我受到极大的冲击,而魏老当时也受到冲击,受了很多苦。可是,当他刚刚可以出来画画的时候,他没有自己一个人走进画室,而是来到我去的那个苏北农村找我。他的到来,他提出的找我的要求,让当时的地方政府非常吃惊,也非常为难。因为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关在牢里面五年。魏老所以来,是因为他一定知道,即便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我也不会放弃画画。这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默契。


现在说来,人家有时候会觉得很可笑。在猪圈里住着,还在练字,还在看书。但是对我的一生来说,这些经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后来大家发现,就在“文革”以后不久,平息了,平静了,可以画画了,我这样一个经历的年轻人,竟然可以有作品去参加展览。其实不奇怪,也不是一天两天就突然变得这样的。


甄灵:您是魏紫熙先生的学生,魏老和您情同父子,四十年言传身教,酸甜苦辣一定很多。可是今天人们如果只看作品,似乎不能强烈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他是怎么教的,您是怎么学的呢?


徐善:这个事情其实不奇怪。我早年跟魏先生学画的时候,他教我唐宋元明清,山水、人物、花鸟,一家家走过来的。魏老很严格,完全按照师徒制传统教学方式指导我画画。


但是当时,我非常喜欢傅抱石先生的画,也非常喜欢李可染先生的画。特别是傅抱石先生的画,让我着迷不已。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按时完成魏老布置的作业,我就不停地临摹,临一些傅抱石和李可染先生的画。当我把习作拿给魏老看的时候,得到的反应是:凡是画的古代绘画,唐宋元明清的这类画,很有褒义之词,嗯,小孩子画得不错!可是当我把临摹的傅抱石和李可染的东西给他看,就不一样了。李可染的山水的确是黑的,但是对我很有触动,魏老看我临摹李可染的作品的时候,很吃惊,觉得你这么一个年龄不大的孩子,怎么喜欢这种黑乎乎的画;当他看到我临摹傅抱石作品的时候,他很不满意,不是一般的不满意,而是很严历地批评我:“傅抱石不可学!你小小的年纪,你画傅抱石,你怎么能懂傅抱石呢?”


被魏老批评以后,我就不敢再把我画的傅抱石这类临习作品给他看,其实我心里并未放弃,我照样完成魏老布置的作业,照样做所有的功课,但是还在不停地临习傅抱石先生的画。那个时候傅抱石先生在南京,经常会有展览在省美术馆开。而我当时在南京五中读书,每天下午放学都去看,看完以后回去临写。这种近似于痴迷的学习,一直延续到“文革”。凡是我能见到的傅抱石的作品,我都临习过,但是不敢再拿给魏老看了,怕他批评我。


可是我心里面喜欢,我认为傅抱石的东西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感。画面的境界特别的好,与李可染的东西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可染画得很黑、很深,但是也非常吸引我。有一件作品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李可染作品在南京展出的时候,有一幅《歌德写景——小屋》,在树林子里面画了点房子。这和傅抱石在树林子里面画的一些古人一样,非常摄人心魄,非常感人。


实际上现在想来,正是因为魏老坚持要我临习中国传统绘画的各种优秀作品,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学习傅抱石作品。


在我学习绘画的过程中,魏老对我犹如父子。他在教导我的时候,讲的是非常真切的他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得益非常深。他从不把他自己了解的东西、懂的东西藏着掖着,他是完全把他自己学到的东西,言传身教地传给我,让我终生受益、永生难忘。


可能人家会感觉魏老反对我学傅抱石,所以说“傅抱石不可学”。其实不是,他倒不反对去学哪一个人,他谈的是理解、悟性、功夫。当时我跟他说,我觉得李可染和傅抱石的怍品,他们两个之间风格上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同样深深打动我。魏老呢,就亲自表演李可染的画,让我去体会。一边画一边说:如果我拿我的作品向李可染请教,请他对我的画提意见,李可染肯定是说没画完,还可以继续画;如果我把画拿去请教傅抱石的话,傅抱石给我提出来的意见一定是,你画过了,不需要画得那么详细。魏老说,在这两种意见当中,你怎么看?你就应该按照你自己实际的需求去理解两个大画家对你的评价。


这个给我很深的启发。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魏老对我的教育。在他们各种观点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情况下,怎么从不同的观念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比较正确的路,这个对一个画家、对一个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


一些人以为我只画傅抱石这一个风格,而且得到社会认可。之所以这样,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我对傅抱石的画研究得比较多一些;第二个,也可能是傅抱石的这种风格更适合现在人的口味。傅抱石有西方的东西、有东洋的东西,但是傅抱石的底线,也就是他牢牢抓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中国传统。他提倡创新,但是他从未放弃过中国绘画精髓的这个底线,这一条影响我终生。


现在对中国画、西洋画包括外面各种喜好、潮流看多了以后,我越来越觉得傅抱石的观点比较正确。傅抱石有许多事情没做完,还值得我不停地去学,不停地去做,做到最好。这是我的心愿。



甄灵:我觉得,仅就学艺而言,您真的很幸运,在您学习绘画的最重要的阶段,得到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师亲自指导,在最顶尖艺术家营造的氛围中熏染。这是历史对您的厚爱。那么,在这些巨匠的光影之下,您的个性到哪里去找呢?比如说,您怎么看外界对您的作品和傅抱石先生作品“神似”的评价?


徐善:很多人说我的画和傅抱石的画极其相似,相似到可以乱真,乱真到给一些人带来一种说不清楚的利益。我的绘画大多数东西是从傅抱石那里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绘画传统当中那些优秀的传统技巧的话,傅抱石真是不可学。


所以我并不希望我的学生一上来就学习傅抱石的那些东西。我总是希望他们,像魏紫熙教我一样,你得好好地去研究唐宋元明清。等你对这些东西理解了,你才有可能拥有自己。这就是李可染讲的,你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然后再用最大的功夫打出来。


我觉得我在做“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的这个工怍,而且当我打进去了以后,我现在希望是用最大的功夫打出来。因此在我的眼睛里面看我画的东西,和傅抱石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人看一样,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地去研究傅抱石的东西,当然更不会去仔细地看我的东西。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深的研究、了解,会发现我画的东西和傅抱石的东西也是有很多区别的。


傅抱石喜欢粗头乱服的东西,我也喜欢。我喜欢比较随意、比较自由、比较“放”的用笔习惯和习气。这是傅抱石有的东西。傅抱石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这种一任散锋的画法,表现得更加强烈。我在画这类画的过程中,除了有傅抱石这种一任散锋的技巧以外,同时我也必须承认,因为我跟魏紫熙时间也很长,魏紫熙自己讲过,他在傅抱石那里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解放初认识了傅抱石以后,学习了傅抱石的散锋用笔,把笔散开来。他原来是从中锋到侧锋,然后从侧锋到散锋。但是魏紫熙强调的是散锋当中的控制,散了以后再聚,聚了以后再散,那么这个对我也有影响。因为这两方面的影响,所以产生了我画得会更加细腻一点,也追求让老百姓看了以后更加容易理解一点。这个也是时代不同了,想法也不一样了,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个性。


我不是傅抱石,我和傅抱石不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我们隔着一代人的年龄,所以不可能产生完全一样的东西。我现在希望我的画能够保留中国画的书写性,这个是万万不能丢的东西。如果没有书写性,中国画就跟西洋画没有本质区别的地方。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但是这条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非常强调绘画当中的书写性,强调主观感觉和意念,强调画面的意境,并不斤斤计较于画面的一点一滴,而是强调总体。这些都是和傅抱石的理念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追求。傅抱石当年看到的东西,和我现在看到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或许有些东西不如傅抱石的多,或许有些东西会超过傅抱石,因为傅抱石没看过。你看过更多的东西,你就会有更多的感想,这些感想也会影响你。譬如张大千一类的大泼墨、泼彩这一类东西,对我也会有影响。


我想把我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技巧和精华部分,能够尽可能完美地在画面上展现,让这些技巧为我心中追求的境界服务。我自己的感觉是:一切任其自然,随其自然,就像我画画、学画也是这个想法。我喜欢的,我就会去追求它。因为绘画应该去追求自感和感人的东西。你自己首先有感动,有激情,有表达。有表达,你就要有表达的手段,然后你有很多手段来表达自己所感受所感动的东西。我相信它也会感动别人。如果连你自己也说不清你自己在干什么,你却一定要让别人能感觉你在干什么,那是荒唐的。这也就是我对西方有些流派和现在的一味追求奇、追求变、追求所谓创新的东西不赞同的理由。


甄灵:在您学画的过程中,良师、勤奋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今天您自己作为老师,面对大量的艺术院系的学生,怎么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出色的艺术家?


徐善:首先我必须坦诚地说明我的观点,那就是:一个艺术家能不能成功,首先是他有没有这个天分,其次是他勤奋不勤奋。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他没有天分,他非常勤奋,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

我跟学生讲第一句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地高兴的对我说,我能把所有的人都教成画家。因为我是教师出身,教书是我的本分,我能把所有的人都教成画家。但是第二句大家未必喜欢听:你是否出类拔萃,要看你具不具备这个天分。你要当一个画家并不难,只要努力,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大学、读研究生一样。但博士读完以后,你是否就是一个有成就、有创造、有发明的一代大师?不一定。凡是能对这个事业有巨大贡献的,我认为他离开了天分内因,是不可能的。少了外因,也就是他不加倍地比别人努力、勤奋,也是不可能的。两者必须同时具备。但是决定的因素是内因,也就是你具不具备这个气质,具不具备这个天分。


但是从美育教育这个角度来讲,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美术知识,受到更多的美育教育,对他们的人生,对社会,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同时,这样的人也是艺术发展尖端的基础。因为艺术发展的高峰,需要更多的观众、更多的欣赏者。更多的人受过美育教育,你的观众就会更多,所谓的国民素质就会更高。这都是需要的,这两者我认为相辅相成。宝塔尖上的,我们要;宝塔尖下面的一大堆,我们更需要。没有这么一大堆,就没有宝塔尖。


我们现代的科技,比如基因的解码,使大家发现,人生出来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总是讲,勤奋能造就一切,但是很多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我们中国古代的画家,或者从国外的画家来看,并不以年龄论英雄。有的画到很老很老,还是不行;有的很年轻,就很行很行。这样的例子中国很多,外国也很多。


甄灵:您这一代画家的年轻时代,和整个国家一起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程。您本人现在六十多岁了,是不是应该算是您刚才说的,“很年轻,就很行很行”?


徐善:这个讲出来还是有点战战兢兢。一个画家的成功不成功,刚才讲了,第一需要有天分,第二需要勤奋,这两者必须结合在一起。第三,我要讲一个补充的话:除了这两者以外,他还需要有寿命和环境。如果他具备前两条,但是他不长寿,不具备环境,也不会成功。对,就是这个寿命和环境,会让他原来具备的这两个优秀的东西得到发挥。如果短寿,还没有全部发挥就结束了;如果坏境不允许,你也会结束。


“文革”当中那么多年,让很多艺术家埋没了。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了,他们的黄金时间全部耗掉了。我自己就有这个体会。我在“文革”当中整整被耗了十年,估计十年都不止。好在年轻时候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境况,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因此还能抓到这个比较好的时代的一部分。但是回想起来,以前好多能做的事,已经做不了了。


所以我特别珍惜时间,珍惜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会。如果能够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面,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所想做的事,尽可能地做出来、做好,对美术事业哪怕有一点点贡献,心愿已足!我最想的是挤出点时间,把我想画的,想表达的,也就是我感到的东西、自感的东西,表达出来。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到人民大众当中、专家学者当中去检验。我希望得到的是雅俗共赏。专家们普遍首肯,广大老百牲普遍喜欢,就是我应该去追求的东西。



甄灵:每次跟徐老师交流,都感觉您随性且真诚,经历岁月的磨砺和历史的涤荡,仍然保有这份执著,真是很难得。您不但是一位画家,要为自己的作品负责,同时还是一位鉴定家,要为别人,特别是对您的艺术道路起到巨大影响的大师的作品作出判断。我们知道,当前的环境,实际上对鉴定家精神世界、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感有很大的考验。您怎么能独善其身?


徐善:首先我们解决一个关于鉴定家的定义问题,究竟谁是鉴定家。


鉴定这个问题在绘画当中是经常要出现的,自古就有。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我是画家,只要我会画画,我就能鉴定。我认为这个看法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如果你要搞好鉴定,你必须会画画,你必须懂画画,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层次的鉴定家。但是,另一方面,又并不是所有的画家都会鉴定。


我们国家的法律,不能涵盖所有的东西,作为一个鉴定家,如果鉴定一个东西的时候鉴定错了,他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是并不妨碍他在鉴定过程中索取所谓鉴定的报酬。鉴定也是个劳动,他也要拿到报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真假高低的不同的鉴定家。


如果一件作品,打开半尺,搭一眼就看出是真是假,并不能说明你就是一个鉴定家。因为它并不难。如果你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鉴定家,你要能看出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鉴定家不能分辨的东西,然后你拿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是真、证明它是假。这是一个真正有水准的鉴定家要做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收费?不收费的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叫“无欲则刚”。我不需要在这上面得到什么,就可以按照自己实际的水准,去说真正的话,而不需要去看别人眼色,也不需要去为所谓的经济利益,去说没有良心的话。


鉴定家绝对不是万能的,他懂的只是他熟悉的那一部分。他对这些绘画不但要看,还要有深入的研究,他才能够看得比较准确。对你很熟悉的东西,随它怎么去变,一看就知道真的假的;不熟悉的东西,你轻易地说它是真是假,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我在鉴定过程当中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事情。有的我告诉他,这个东西我看不准;有的我会告诉他,这个东西我根本看不懂;有的东西我告诉他,这个没有鉴定的意义。


甄灵:如果说不收费可以维护您作为一个鉴定家说真话的尊严,那么市场是所有画家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今天的书画市场充斥着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现象,真假难辨,炒风盛行,您如何寻求自己的定位?


徐善:中国人卖画不是一年两年,卖了上千年,一直是存在的。1949年中国绘画市场一个变革极大的年代,一夜之间,所有的绘画艺术品在中国大陆上已经不谈价格了。而且这不谈价格一下子就是几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比较特殊的恐怕就是傅抱石。傅抱石解放以后在中国大陆不卖画,但是他还通过各种管道在日本、香港等地,通过友人在卖画。他这样做,是要维持生计,维持他创作所必须的开支。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这个市场逐渐在中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有很多人因为一无所知,不知怎么办。各种方法都涌现出来,就出现了很多大家不能理解、看不懂的现象。比如中国画刚刚有市场的时候,你现在看到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画,当时就一顿饭,甚至于很少的钱就可以拿到。


虽然算下来也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市场还是很不完善的,有很多很多局内人和局外人都看到很混乱的现象。


比如关于有价有市、有价无市这个问题,过去就有,没有现在这么强烈。有价有市,这才是真的。过去很多文人,他们是靠有价有市过日子的,因为他们没有国家养。而我们现在有些文人画家、特别是画院的画家,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外宾到我们画院来参观,得知我们画院是国家养的,有工资、有医保、有劳保、有住房。问我们:你们卖了画怎么办?我说我们卖了画是自己的。全世界的外宾都感到吃惊,说这样看来,中国画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画家。这在国外是多么不可思议,因为它完全不是市场经济应有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出现了。


我们这代画家虽然经历过很多困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进入了中国绘画、中国艺术最好的年代,创作环境这么宽,这么自由,前所未有。因此,对于绘画艺术品进入市场,价位问题也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


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市场环境当中,特殊的定价因素太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就是官方,二是巨贾。官方有大量的需求,这个价位就出来了;大商人、大企业家给他定了一个价位,这个价位就出来了。而这些官方、大商人,特别是大企业家,他们所欣赏的艺术家,他们给他定的价位,是否就是绘画市场的真正价位,是很难说的。一旦画商、企业家不再收藏这个画家的画的时候,他就不存在那个价位了。


所有的画家,都希望别人知道他的作品。别人愿意看、愿意收藏你的作品,是因为你的作品打动了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反对画家对自己的作品做一些宣传。我也不反对经营艺术品的人和单位对画家进行包装和炒作。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不要因为这个繁荣就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不要因为有一天你的一个好朋友突然出高价买了你的一件艺术品,你就觉得你的作品就该有这个价格。


这些事情,总体来讲,对艺术品市场的形成、对艺术品的发展,我认为有正面的作用。甚至于包括利用这些关系,利用这些手段,画商赚了很多的钱,艺术家也得到很多的实惠,过了十年八年以后,哪怕付之流水,就是它已经没有这个价值了,但是在那段时间,它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还是积极的,起码为了这个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做了一个奠基。这块奠基可能是废掉了,但是它让整个市场前进了。


有很多人说,一个画家一旦去世以后,画的价位会更好。我说,错了。毫不客气地讲,绝大多数的画家去世以后会比他生前大大的不如。这是一个必然性。他在世的时候,我们讲一句很土的话,叫做人保画。他的社会联系、他的活动,会保持画的价位。他去世以后,人已经不在了,或者说他的子女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操作的时候,是画保人,就是他的作品在保持着这个画家应有的价位和声誉。以为画家越老越好,以为画家去世以后画价会更高,这种情况在画家里面是极少数极少数。我用连续几个“极少数”来说明这个问题。真正的价值还是要靠作品本身的价值、艺术家的人格来支撑。


我希望得到的是“有价有市”,也就是我对绘画有一个基本的追求。我认为绘画应该是雅俗共赏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自感而感人,它就可以雅俗共赏。专家认为你的东西好,广大的老百姓看了以后,也会觉得你的东西好,因为有大家欣赏你的东西,他才愿意去出他能够承受的价钱来收藏、来保存你的东西。


甄灵:艺术品和一般的商品有很大的区别,是基本上毫无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也没有像股票一样的资产底线。但是炒风之盛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投机市场。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海外游资运作的结果,您如何看待?


徐善:关于包装、炒作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确应该适当警惕海外资金的入侵这个问题。在我们并不长的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艺术品收藏当中,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这些海外资金流入的现象。


海外资金的包装、炒作,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大家都看不懂,我们大家都怀疑的那部分,我认为是恶意的。它会让很多人迷失方向。它一言不发,搅乱你中国文化,打乱你中国艺术品市场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它一句话不用说,只要出钱去买,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就会有很多很多不明事理的、只追求利益的人去干这些事,侵害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丑化我们的国家,丑化我们的民族。


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个并不是市场炒作包装当中应该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应该有所警惕。当然有的时候可以坚船利炮,有的时候他不需要坚船利炮,他可以用金钱,就让很多年轻人在并不清楚的情况下,走到他那一边。


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苦难,然后就把我们国家所有的一切文化都否定了。从现在看,从长远看,如果我们的方向比较正确,我相信中华民族会越来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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