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戈

众所周知，江苏省国画院为新中国的画坛贡献了一个重要的画派：新金陵画派，它与京津画派、岭南画派、海派、和长安画派并称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上的五大画派。具体来看，新金陵画派实质上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地域色彩的山水画派。因此可以说，江苏省国画院的山水画与新金陵画派形成、传承与发展息息相关。而新金陵画派的形成又与江苏省的环境特征、文化特色、人文精神等地域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鲁迅先生曾说：“艺术上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致何白涛信》1934年1月8日）江苏地域，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画家辈出，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历史上江苏籍或长期活动于江苏的画家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作品并形成影响深远的各种风格流派，成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与艺术资源的重要组成内容。仅从以善画山水闻名的画派来说，在江苏地域就产生过“吴门画派”、“松江画派”以及其后衍生清初四王的“娄东派”、“虞山派”等等。另外，尽管对“金陵画派”的称谓学界尚存争议，但“金陵八家”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对它的研究日趋成为中国绘画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课题。如果说明末清初以龚贤为代表的金陵画派“代表了当时文人画创新思潮的积极力量”（马鸿增语），那么建国后新金陵画派的崛起和兴盛深刻的诠释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傅抱石语）的时代内涵。毫不夸张的说，时代变革成就了新金陵画派，而新金陵画派反映了时代风尚。

不可忽视的是，新金陵画派最重要的历史契机和活动场域即是江苏省国画院的诞生与发展，甚至可以说，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正式成立，而在同年9月15日中国美协江苏分会即组成了“江苏国画工作组”，开始为期三个月的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1961年5月2日至21日，由中国美协和江苏分会主办的“山河新貌——江苏国画家写生作品展览”在京展出，引起巨大反响。以此为标志，新金陵画派崛起为新中国代表性画派之一。其中参与画院建立和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以及“山河新貌”画展的画家团队成员有：傅抱石、钱松嵒、宋文治、亚明、魏紫熙、张晋、余彤甫、丁士青等。加上因故未参加旅行写生的张文俊，上述九位画家后来被公认为新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应看到，这九位画家都是著名的山水画家，“新金陵画派”的绘画主题与创新内容也是紧紧围绕山水画为核心的。可见新金陵画派奠定了江苏省国画院山水画发展的基本格局和风格流脉，而江苏省国画院的山水画基本能反映出江苏山水画的整体水平、地域特色和艺术取向。由此我们可以把新金陵画派乃至江苏山水画的整体风貌概括为四个方面：

1、文脉传承

我们常讲，江苏的中国画发展蕴藏着一条绵延不绝的文脉，此即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流脉。从宏观看文化传统，它实则是传统文化背后的一条精神连接链，但应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和艺术形式都能够连接成传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是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形态框架内生长的文化系统。也正由于这种文化系统是在某种“框架内生长的”，也就具有了区别于其它“框架内生长的”文化系统，从而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文化特质，是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优势品质。进而推之，江苏中国画的文脉特点即在于直接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和人文“框架”，汰除艺术语言上表面肤浅的形式因袭和亦步亦趋的图像描摹而自出新意，同时又能为时代、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承认。

我们从江苏山水画的传承与发展无疑应证了上述的观点。无论从老一辈“新金陵画派”的经典山水画作品，还是从当下江苏省国画院画家们的山水画创作都秉持着这种传统：不断检视、吸收、扬弃民族固有文化，同时以“适我无非新”的精神发展各自的山水画风格。因此，江苏的山水画不仅给人以浓郁的书卷气息，坚实的传统功力，同时在画面气息上还给人以生活的亲切感和新鲜感，没有旧时许多山水画那种拒人以千里的冷漠、荒寒与孤寂。

质言之，江苏山水画有着特殊的人文内涵：既在于历史符号的传承，又以此作为衡量时代发展的标尺。

2、时代风尚

如果说，江苏山水画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江苏人文精神的传承而不断变化且不断升华，那么“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更是新中国江苏山水画历史发展轨迹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最典型的实例亦是建国后新金陵画派的崛起和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傅抱石“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时代豪言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画发展状态的最好诠释。尽管今天总有人以远离政治、纯化艺术语言为自我标榜，殊不知，只有庸俗政治化的艺术创作才会削足适履，沦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和附庸。因而从更高层面审视，江苏山水画能够在不丧失艺术品位格调的基础上，紧密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政治范围，能够能动的发挥社会组织功能和社会化功能恰恰是其高明之处、创新之点，是其它地域画派所缺少的优长。

从作品的角度看，以新金陵画派为代表的江苏省国画院画家们均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这不仅仅包括技巧上的高度，还有在古典文化修养上的积淀，对中国画发展卓尔不群的见地……所有这些构成新金陵画派在艺术本体价值与艺术社会效能双方面达到了超越时代、引领风尚的高度，其所产生得巨大社会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尽管江苏山水画曾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年代留下过浓厚的历史烙印，但当代的江苏省国画院的山水画家们不囿于历史业绩，把引领时代风尚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范畴延展到艺术本体的范畴，在传统艺术语言的整合、开掘与运用方面引领一股新的审美时尚潮流。审美时尚不同于先前时代政治风尚对文艺产生观念上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导向作用，而是诉诸感官愉悦和情感陶冶的精神层面的满足。一直以来，江苏的山水画被社会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就是在于取得了上述双方面的成就：一方面，在思想上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主旋律的要求，另一方面，在艺术上力图开创求新求变的新气象。

3、兼容创新

在江苏省国画院，有一个优良传统：画家们普遍心态平和、沉潜治学、安心作画，尽管各自的艺术取向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创新的理解往往采取兼容和谐、辩证整合的态度。所以江苏的山水画创新较少的走向极端，采取绝对化的实践方式。通俗的讲，江苏的山水画创作不喜欢追风逐浪、“赶时髦”式的创新，而这正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优势。

哲学家张岱年曾言：“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最高准衡”、“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合。”以此适用江苏山水画风格也可谓恰如其分：多元而不失文脉，出新而不断传统，即使借鉴、移植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也不丧失自我的判断和反思。因为借鉴、移植不是简单的复制，创造性的借鉴、移植一定是受到的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作出的特定选择。而以“新金陵画派”为代表的江苏省国画院山水画家们追求的艺术创新正是一种“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大善大美”之理想，这岂不正与当今国家所倡导的共建“和谐社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相契合、相适应么？

因此，我认为江苏省国画院的山水画创新始终具有一种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始终找寻自我在时间中的地位、自我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饱含“历史意识”的创新。

4、儒雅气质

从文化起源和发展角度来说，江苏地域文化是一种自然诗性文化，而非意识形态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尊重巧夺天工的技艺，而摈弃人工雕琢的技术。因此，抛开绘画被赋予的社会属性和时代因素，艺术本体语言的高品位和高格调是历代江苏地域山水画家们所不懈追求的。或许是江苏山水画家们长期淘泳在江苏地域人文精神中，江苏的山水画无论何种题材、何种风格大多隐隐的散发出温儒醇和、清雅灵秀的艺术气质。所以说，真正优秀的江苏山水画既有江南地域之灵动俊逸与妖娆妩媚，又有六朝风雨之沧桑雄浑与朴茂大气，绝少扭捏娇柔的闺阁气和荒率造作的蹴黑气，而如谦谦君子，一派儒雅风韵。“儒”能体现以关心国家社会前途命运为己任的仕人精神，“雅”能蕴含江南水乡文化的清丽脱俗、灵秀俊美。这种审美趣味也成就了江苏山水画对自然生活环境的体认，对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的一种感悟，而这一切浓缩于对传统笔墨的精致化追求，对书卷气息的历时性坚守。

回顾新金陵画派五十年，它浓缩了建国后江苏山水画乃至中国画的跌宕起伏，同时也为江苏画坛未来的走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拥有了新金陵画派的成就和声望，江苏省国画院才能成为与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比肩的全国三大画院之一。同时也应看到，文革后三十年中国社会环境的急剧变革对文艺思想乃至创作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为新金陵画派乃至整个江苏的中国画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与机遇。在新形势下，传统架构下的山水画创新如何与时俱进，如何焕发新颜，如何拓展空间等等课题是拥有高度荣誉感和责任感的江苏省国画院画家们需要不断思考、不懈探索的。江苏省国画院作为江苏地域中国画创作和研究的旗帜性机构，近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使人们看到江苏省国画院不断开拓进取、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特别是从画院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山水画家。人们有理由相信，新金陵画派的未来是与时代同行的，在它的引领下江苏省国画院的山水画发展必将不断书写新的辉煌。